中国市场学会海疆丝绸之路工作委员会

logo.png

王晓鹏 郑海麟 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关键性历史依据与战略选择

22
作者:王晓鹏 郑海麟

、缘起

   近年,美国不断强化在南海周边的战略部署,意在挑动南海局势走向复杂化与扩大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妄图实现在南海问题上的角色升级,由过去试图充当的“中立者”“制衡者”角色,转而成为南海问题的“仲裁者”,逐步将介入南海问题的模式由有限介入、介入而不陷入变成深度介入,将隐性介入变成公开介入。

目前,日本的战略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南海问题,妄图与美国共同打造“东海—南海争端链”,并将该问题作为其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试验田和着力点。在此基础上,日本妄图构建包括南海、马六甲海峡和北印度洋在内的战略通道,逐步实现日本自卫队的人员、装备走向海外。因此,日本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不断进行利益绑定,借此实现其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的目的。

  菲律宾目前花大力气推动强推所谓南海仲裁案,妄图将其在南海的非法利益固定化。菲方仲裁”的实质是披着法律外衣对中国进行政治挑衅,其根本目的在于利用“仲裁结果”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权权利、管辖权及其他海洋权益,并为美日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问题制造借口。

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根据关键性历史证据对美日菲等国在南海的非法行径予以反驳。

二、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关键性历史依据

众所周知,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先民便从广东的“徐闻、合浦”港口出发,前往南海活动,进行开发。由“徐闻、合浦”到南海各岛皆有针路可达(相当于今天的交通图),南海诸岛的许多岛屿最早就是由中国先民发现、命名和开发的。据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称,早在唐代以前,华人就有在南洋一带开疆辟土,休养生息。当地人称他们为“唐人”,可见华人移殖南洋,至迟始于唐代。及至郑和下西洋时,华人在南洋的势力已甚盛。“有建设国家者,其在苏门答腊,有三佛齐王梁道明,曾于明永乐三年(1406年)入贡。”[1]有数据记载,南海诸岛在唐代就已列入中国的版图。明代也将南海纳入行政管辖,派官员去巡视。郑和七下西洋,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巡视南海诸岛,也就是今天国际法意义上的宣示主权。

 至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据明代张燮《东西洋考》卷三《下港》条云:“下港一名顺塔。唐称阇婆,在南海中者也。一名诃陵,亦曰社婆。”[2]按「下港」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万丹(Bantan)。在“下港”有一地名“新村(旧名厮村,中华人客此成聚,遂名新村。约千余家,村主粤人也。贾舶至此互市,百货充溢。)”足证华人在东南亚一带拓殖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此外,位于加里曼丹岛北岸的“文莱国”国王,曾于唐总章二年(669年)遣使入唐,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唐总章二年,王旃达钵遣使者与环王使者偕朝,自后久绝。永乐四年,遣其臣勿黎哥来朝,并贡方物。赐王及妃文绮。俗传今国王为闽人,随郑和征此,留镇其地,故王府旁旧有中国碑。”[3]

 以上史料表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外交关系,以及华人移殖南洋,至迟为始于唐代。此外,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番志》,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等著作,对唐宋元明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皆有记述。

 据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爪哇国》记载,早在北宋淳化年间(990-994年),爪哇国王(今印度尼西亚)便对宋朝推行“王道”深表认同,并主动遣使前来朝贡:“淳化间,国王陀湛言,中国有真主,乃修朝贡礼。”[4]不过,由于宋朝的对外政策因过分强调“德”(王道)而忽略“威”(武力),不单止北方不断遭受外族侵入,并且无暇顾及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及至南宋时期,高宗试图与真腊、爪哇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关系,但没有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元朝建立后,其外交政策一改前朝,过分强调“威”而不重视“德”。特别是忽必烈统治中国后,屡屡耀武海外,要求东南亚各国“臣服”。这种依恃武力的单边政策遭到东南亚各国拒绝后,又频频对安南、占城、日本和爪哇用兵,但最后皆以失败告终:“故元世祖命史弼、高兴发舟千艘,持一岁粮,虎符十、金符四十、银符百、钞锭四万,费大且劳矣,而卒败没以归。”[5]明朝统治者吸取了宋朝只重“德”不重“威”和元朝只重“威”而不重“德”的失败教训,采取“德”与“威”并重的对外政策,结果与东南亚各国维持了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友好邦交(即朝贡关系):“至高皇帝(太祖朱元璋—郑注)以来,不烦一旅,朝贡且百五十余年,曾不厌怠。不遇真主,则彼高枕海外可矣,亦安肯低心远泛以臣下于方内哉!”[6]可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明朝的对外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其中许多经验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至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来到南海区域,则是明朝末年的事,先是荷兰、葡萄牙人,随后英殖民主义者仗其“船坚炮利”,企图把南海诸岛占为己有。二战中日本取代欧美列强势力侵占了南海诸岛。战后由中国政府收回,派出军舰、官员,将南海归入广东省管辖。在国际法上,这种行为就是行使主权的表示。当时,周边的国家没有提出异议。1958年,中国政府发表领海声明时曾明确宣告南海诸岛是中国的领土。对此,越南总理范文同表示赞同。

事实上,美国高官出面否认中国对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完全是一种罔顾史实的无知或有意识的健忘。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二战结束后,冷战爆发前,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是抱着积极支持态度的。原因是二战期间中美两国是同盟国,为战胜日本侵略者,中美两国曾并肩作战。而在二战期间,南海诸岛为日本所占,将其“纳入版图”,改名为“新南群岛”,隶属台湾省管辖。日本战败,二战结束,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须将那些通过武力占据的岛礁归还中国。于是,国民政府于19451212日派出军舰收复南沙群岛,并且在太平岛上刻石立碑,宣示收复南海主权,划归台湾省暂管。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根据19351月出版的《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绘制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将南海诸岛分为西沙群岛、东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四部分,将其纳入中国行政区域版图。

对此,作为盟友的美国,对于中华民国政府收复南海诸岛是积极支持的,对战后国民政府出版的行政区域图包括南海诸岛也是认同的,原因是这些岛屿在二战前都是属于中国的。中国作为战胜国,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收回南海诸岛的主权也是合理合法的。这点可以美国1947年版的地图为证。

20155月间,明报(加西版)记者在温哥华旧书摊发现一本1947年美国出版的《collier’s World Atlas and Gazetteer》的地图兼地理词典,该词典中收录的一幅地图由Rand McNally公司绘制,其题目为《中国、法属印度、暹罗及朝鲜的公认地图》(Popular Map of ChinaFrench IndochinaSiamand Korea)。地图将中国、越南、泰国与朝鲜并列在一起,故此南海也包含其中。内中地图对中国南海岛礁有详细描述,部分岛礁更明确标示主权属于中国。比如该图在Paracel  Islands(即西沙群岛)名字之下,特别加入(China)标签,显示地图绘制者将“西沙群岛”列入中国版图之内。

    据查考,绘制该地图的Rand McNally是一家超过百年的老字号公司。该公司一直是美国地图绘制业的中流砥柱,在地图绘制界的声誉无出其右,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因此可信程度极高。

该地图集内还收录了另一幅菲律宾及南沙岛礁的地图。虽然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一贯密切,但该地图绘制者对南沙岛礁所标记的6个名字,没有一个是菲律宾所起的名字。而对于其他地域的主权所属则皆有明确表述。如台湾(Formosa)下面用括号标注(Taiwan),然后再加上(China)表示主权归属中国。香港则标注属英国,澳门标注属葡萄牙、印支三国(即越棉寮)属法国,马来西亚属英国。从主权归属的表述看,这本美国版地图集基本上是按战后公认的国际秩序来绘制的。因此,这本地图集可以说是战后(1947年)美国承认南海诸岛归属中国的铁证。

1879年出版的英国皇家海军档案《中国海航行指南》(The China Sea Directory)。第二卷第64-66页有关郑和群礁(TIZARD BANKwith REEFS and ISLANDS)的章节提到:“在大多数岛屿上都可以看到海南渔民 (Hainan fishermen) ,他们以采集海参以及龟壳作为生计。其中一些人在这些岛礁上生活了几年。来自海南岛的中国帆船每年都会前来这些岛礁,为他们供应大米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而渔民则以海参和其他产品作为交换,并把所赚的钱寄回家。这些中国帆船在12月或1月离开海南岛,等到西南季风吹动之时便立刻返航。太平岛(Itu Aba) 居住的渔民比生活在其它岛礁上更舒适,因该岛的淡水井的水质比其它地方为佳。”

上述英档案清楚地记录了中海南民百多年前在南沙群生息的史。些文字从独立第三者的角度印了中史料的记载和中国渔民多法。

 该《指南》第67-69页还提到中业岛(THI-TUREEFS and ISLAND) 及其周边岛礁有中国渔民活动:“中业岛North Danger Reef水域有两个沙洲,两个沙洲附近经常遇到来自海南岛的中国渔民(Chinese fishermen from Hainan)在哪里采集海参、龟壳等水产。他们从东北部一个沙洲中心的水井取水。”但《指南》却完全没有提到菲律宾渔民。中业岛目前被菲律宾占据。而且,该《指南》还提到,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英文名称,其实来自海南岛渔民,比如英文称Lan-keeam Cay(兰甘沙洲),即源于海南方言的“铜金”一词,而不是源于菲律宾或越南的命名。

 此外,1879年版的《中国海航行指南》第二卷第383384页有关海南岛的章节,还记录了中国渔民曾经常年居住在南沙岛礁之上,他们“在中国海(China Sea)的东南部,在数量众多的沙堤与暗礁之间捞捕海参,并将海龟与鱼翅晒干”;“他们的航程在3月开始,首先抵达北边的浅滩,放下一两位船员,以及数罐淡水,然后继续航程,前往婆罗洲(Borneo)附近较大的暗礁继续捞捕,直至6月初返航,顺路接走先前放下的伙伴及其捕获的海产。在中国海,我们在岛礁之间遇到不少这些渔船。”

从上述英国海军档案的记载来看,海南渔民在南沙群岛已经从季节性的捞捕发展成为常年的生产开发活动,由于生产开发的需要,他们的生活状况也从临时性的居住发展为在部分岛礁上长期定居,并因此与海南岛建立起定期的贸易关系。除了渔民之外,还有商人也穿梭往来于南沙群岛,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由于当时并不存在南中国海主权争夺,因此,英国海军档案的记载正好以独立第三者的身份,印证了中国史料的记载和千百年来中国渔民的口头传述,从而有力地证明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南海更路经》是记录中国海南省沿海渔民在南海诸岛中西南沙群岛航行过程中的航向和航程的书,是中国海南省渔民在相关岛礁海域航海实践的经验总结与世代流传的航行指南,是研究中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珍贵史料。《南海更路经》可分为手抄《更路簿》和口传“更路传”,学界一般统称为《更路簿》。《更路簿》中反映了渔民在南海诸岛的作业线路以及他们对南海诸岛,尤其是西、南沙各个岛、礁、滩、沙、洲的命名。这些地名有将近200个。记载的作业线路及贸易线路有200余条,主要记录了中国海南省渔民从海南省东部琼海市的潭门港和文昌市的清澜港出发,经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航行至南洋地区的航向(古称航海针位)和航程(古称更数)。笔者在多年间赴海南省潭门港等地调研过程中曾发现过多种版本的《更路簿》。各种抄本的《更路簿》所记载的航海针位和更数基本上是准确的,与今天的经度和纬度相比较,其误差很小,而且在这些《更路簿》中已经记录了海流方向与航行的关系。

在帆船时代,我国海南渔民于每年的立冬或冬至时节乘东北季风扬帆启航,前往西南沙群岛进行捕捞作业。他们捕捞的渔获物最初是运回海南等地销售,后来由于岛礁作业技术的进步以及捕捞范围的扩大,有不少渔船前往南洋地区从事早期的对外贸易活动。中国海南渔民往往在第二年的清明或端午节前后购买外国产品,乘东南季风返航回国,将这些货物在海南岛内销售。在长期的海洋生产生活实践中,海南渔民逐渐了解并熟悉了南海诸岛各岛礁的基本情况,为了方便海上航行与驻岛作业,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各岛礁进行了命名,而这些岛礁的渔民俗称大都记载在各种手抄本《更路簿》之中。

《更路簿》所记载的南海西南东沙岛礁渔民俗称都是以海南方言为基础的。[7]起初的传承形式以“更路传”为主,后来,随着我国人民开发南海岛礁的步伐日益加快,渔民们为航海和生产的方便,便把岛礁的渔民俗称用文字记载在各个抄本的《更路簿》中。

以前文中提到的三处岛礁为例。铁峙[8]官方命名为中业岛。渔船开往南沙第一站到达双子峙,继续南下到达“中业群礁”。这是琼人渔船到达南沙群岛的第二站。“中业群礁”中有一座峙面积较大,是南沙的第二大峙。最早到南沙从事捕捞作业的渔船,每个航次都危险异常,有不少渔民在南沙海域遭遇不测而丧失生命。由于南沙距离海南岛非常遥远,要把亲人遗体运回家乡几乎是不可能的,只好就地安葬。万般无奈之下,只能选择附近较大的岛礁把渔民遗体掩埋。因为该峙较大,所以在其上埋葬的遇难渔民较多。渔民埋葬遇难伙伴遗体之时,往往嚎哭一片。因此,每当同乡渔船路过该峙时,他们都会想念起埋葬于孤岛上的亲人,不少渔民还会流下眼泪。因此,渔民便把该峙命名“哭峙”。后来,渔民觉得“哭峙”这个名称不够吉利。因为“哭”与“铁”在海南方言中同音,故而渔民便把“哭峙”改称为“铁峙”。

黄山马也称黄山马峙,官方命名为太平岛。渔民在航行过程中看到的陆地山脉轮廓好似奔马之状。于是,海南渔民便将陆地的山脉轮廓称为“山马”。长期在浩瀚海洋中捕捞作业的渔民,每当看到一片陆地或沙洲时都会兴奋不已。太平岛是南沙群岛最大的自然岛屿,当渔民看到在一望无垠的南沙海域中,突然出现一个较大的岛屿时,便会兴奋地呼喊:“山马”!而此时的太平岛在金黄色的阳光照耀下,呈现出金色的奔马轮廓。所以,海南渔民便称其为“黄山马”。

铜金的官方命名为扬信沙洲。据传,古时候曾有渔民在扬信沙洲附近发现数量十分巨大的金块,一开始,渔民只把那些金属当做铜块。渔船返航后,有人将这些金属块送予金匠检验,被确认是黄金。其后再开船赴原地打捞,那些金块却荡然无存。于是,渔民出于对分不清是铜是金行为的自嘲,便把该峙命名为“铜金”。

《更路簿》中的记录充分证明了中国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的海上捕捞及驻岛生产活动已经构成了“先占”。而在同时代的外国文献中,至今未见类似记载,因此,《更路簿》所载中国海南渔民的海上活动符合国际法“先占原则”的规定,进一步证明了只有中国人民才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

至迟自清前期开始,海南岛潭门等地的基层政府,即针对当地渔民赴南海西南沙群岛的渔业生产行为进行了有效的管理。主要方式有颁布许可、米粮限购与渔税征收。[9]当时渔民出海需获得乡一级政府的许可,基层政府根据船主上报的具体航行线路之远近、船工人数之多寡等要素确定其携带米粮的数量。渔船返回母港,基层政府则委派民团登船检查所得渔获数目,并以此作为渔税征收的依据。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要求东南四省沿海商船和渔船必须用不同颜色的油漆涂饰船头和桅杆,以示区别,当时广东的船头油漆成红色,于是有了红头船之名;海船的两侧需刊刻字号,写明某省某州县某字某号船,同时明令“取鱼不许越出本省境界……船只有照方能下海”[10]。由此可知,清代海南渔民依据《更路簿》中描绘的渔业生产范围从事的捕捞作业和岛礁开发已被纳入广东省行政管辖之下,地方政府多项管理措施的实施亦从侧面体现了南海诸岛属于中国这一固有基本事实。

  三、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战略选择

   究竟应该如何探寻解决南海争议问题的有效路径?笔者认为,中国在外交上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做两手准备。同时需进一步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坚持在维护“主权在我”的前提下讨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问题,与东盟国家开展建设性合作,全面落实“双轨思路”。在具体争议解决之前,通过开展低敏感领域的海上合作来构筑互信、管控分歧。基于此,笔者认为,面对美日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及日趋复杂的局势,学界特别有必要仔细研究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及其外交政策,以及二战后美日等国对东南亚各国采取的立场和外交政策,同时还有必要研究其他类似解决海域争端的国际法案例以及外交实践,为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更加全面的智力支撑。


[1]李长傅:《南洋华侨史》,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9年版,第7页。

[2]【明】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第41页。

[3]【明】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第102-103页。

[4]【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中华书局,1991年第1版第9页。

[5]【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中华书局,1991年第1版第9页。

[6]【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中华书局,1991年第1版第9页。

[7]曾昭璇、梁景芬、丘世均合著:《中国珊瑚礁地貌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页。

[8]“峙”在福建方言及海南方言中是“屿”、“岛”或“沙洲”的意思。

[9](清)《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一,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

[10](清)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07